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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义的迷宫
语言是一座繁华的城，词语是城中鳞次栉比的屋舍。初入此城者，往往惊叹于屋舍的相似——那“比比皆是”的“众多”、“不可胜数”、“俯拾即是”，竟如孪生兄弟般挤在思想的窄巷里，彼此推搡，面目模糊。这语言的丰饶竟成了思想的贫瘠，同义词的海洋淹没了差异的绿洲。人们手持着“美丽”、“漂亮”、“俊俏”的瓦片，却再也砌不起一座有风骨的建筑；词语的通货膨胀使精神交易沦为以物易物的原始集市，一枚“高兴”换一枚“快乐”，一枚“悲伤”换一枚“难过”，精确的意义在无数次粗糙交换中磨损殆尽。
当“高兴”与“快乐”被等量齐观，“悲伤”与“难过”被混为一谈，世界便在语言的怠惰中扁平化。这不是丰富，而是精神领域的大逃杀——每一个精确的词语都被其近似的暴民围攻至死，最后只留下最粗壮、最野蛮、最没有灵魂的那个词站在意义的尸堆上傻笑。语言不再是存在的家，而成了存在的乱葬岗。那些细微的、颤抖的、如初生蓓蕾般娇嫩的感受，被粗暴地贴上大同小异的标签，投入模糊的概念麻袋中。于是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所带来的那种“怅惘而又愉悦的复杂心绪”，在我们的口中坍缩成一个贫瘠的“怀念”；《诗经》中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所承载的时空交错之哀矜，被我们轻易地打发为“伤感”。这不是表达，这是对表达的谋杀。
然则语言的高贵恰在于其近乎偏执的区分癖。一个民族的精神锐度，全系于其能否在“剑”与“刀”之间划出那道寒光凛冽的界线。中文里那场著名的“推敲”，岂止是两个字的选择？那是介乎于幽寂的禅意与粗鲁的闯入之间的一场微型宇宙爆炸。一个“绿”字让春风渡了江，一个“闹”字让红杏出了墙——汉字的炼金术从来拒绝近似的温暖拥抱，它要的是在绝对孤独中的致命一击。那被用得口滑舌腻的词，早已魂飞魄散，沦为行尸走肉；而一个恰如其分的冷僻词却可如一道闪电，照亮意识深处从未被勘察的秘境。
近义词的真正价值不在其“同”，而在其微光闪烁的“异”。那是细微裂痕里透出的另一宇宙的光。“孤独”与“寂寞”——前者是主动选择的哲学状态，后者是被动承受的心理空虚；“顽固”与“坚定”——一者是智慧的短路，一者是理性的续航；“节俭”与“吝啬”——中间隔着道德的金线。将“毅力”与“固执”混为一谈的人，必是未曾深夜痛哭于理想破灭前的懦夫；分不清“悲伤”与“痛苦”的人，他的灵魂地图必定是大面积空白的不毛之地。语言的堕落与心灵的麻木是一对孪生恶魔，它们合力将人拖入无差别的灰色生存之中——在那里没有锋利的喜悦，也没有刻骨的悲哀，只有一片沉闷的、被稀释了的情感泥沼。
每一次表达都是一场意义的冒险，是在近义词的密林中寻找唯一能刺中靶心的箭。若我们甘于使用那些锈钝的、缠绕着他人手泽的词语，我们便是在精神上重复着无数人的呼吸与叹息，将自己活成了一句被重复了千万遍的陈词滥调。要敢于在语言的深渊上走钢丝，要冒着摔得粉身碎骨的危险去捕捉那个不可替代的词——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意义的迷宫中凿开一扇窗，让真正属于自己的光照射进来。
当众人沉睡在近义词温暖的坟墓中时，唯清醒者独醒于词语那令人战栗的精确性之上——他要用每一个不可替代的词为自己凿碑立传，碑文简单而锋利：我曾真实地存在过。